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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2004年以來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理論界和實際部門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爭論之初主要集中在三種觀點上：
第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形勢總體上已經出現過熱傾向。主要依據是投資和信貸增長過猛，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左右，M2增長一度達20%。我國1985年、1988年和1993年的經濟過熱，主要表現為投資和信貸膨脹。這次投資高增長與貨幣信貸大投放，已經與歷史上出現投資和信貸膨脹情形相類似。
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形勢總體上是正常的。我國部分行業發展偏快，只是行業問題或中觀問題，而不是宏觀問題，不能把中觀問題上升到宏觀來判斷。從宏觀上看，我國經濟不僅沒有過熱，有些還有可能偏冷，特別是消費需求還比較弱，居民消費市場上漲還不高，如果扣除糧食及食品市場上漲因素，主要實物商品市場仍呈負增長，通貨緊縮趨勢依然存在。
第三種觀點認為，經濟形勢總體上沒有過熱，但已出現局部過熱現象。一是在不銹鋼護欄、水泥、電解鋁、房地產、汽車等領域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傾向；二是在部分地區出現盲目投資和大干快上的傾向；三是物價水平上升趨快，特別是生產資料市場和農產品市場上漲較快，通過成，本推動和需求拉上，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通貨膨脹壓力開始顯現。
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到目前為止，第二種觀點已經淡化，主要表現為第一種觀點與第三種觀點之爭，并逐步演化為整體過熱論與局部過熱論之爭。(1)整體過熱論認為，經濟過熱從來沒有局部過熱之說，從我國歷史來看，經濟過熱必然首先表現在局部，如1992—1993年經濟過熱，主要表現為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等，這次也表現為不銹鋼護欄、水泥、電解鋁、汽車、房地產等行業過熱。此外，從當前煤電油運緊張狀況來看，已經反映出整體過熱趨勢，因為煤電油運就是反映經濟總量關系，如果社會總需求不膨脹，就不可能有煤電油運的緊張。因此，宏觀調控一定要按照抑制過熱的方式來進行，加強對總量的調控，否則等經濟大起之后，再進行治理，就會出現大落，那時付出的代價會更大。(2)局部過熱論堅持當前經濟過熱只是局部性的，經濟發展還有不少偏冷的地方。因此，宏觀調控應主要是結構性調控，哪里有問題，就調控到哪里，而不能在總量上緊縮，否則對經濟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個人認為，當前經濟形勢有從局部過熱向整體過熱蔓延的危險。之所以還沒有作整體過熱的判斷，是因為按居民消費市場來考慮的通貨膨脹率仍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但通貨膨脹壓力已經很大，等到明顯的通貨膨脹一旦爆發，再采取控制通脹的措施，就來不及了。通貨膨脹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因此，2005年宏觀調控仍處于關鍵時期，既要有總量調控，也要有結構性調控，二者缺一不可。從總量調控來看，要合理控制貨幣信貸總量的增長，把抑制通貨膨脹趨勢作為總量調控的主要目標，防止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從結構性調控來看，要更多地運用財政政策，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著力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加強薄弱環節的發展。
應當強調指出，宏觀調控與行情經濟不是對立的，不是行情經濟的身外之物，而是行情經濟的應有之義，是伴隨社會主義行情經濟發展全過程的產物。黨的十四大報告曾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行情經濟體制；就是要使行情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四大報告實際上闡明了行情經濟與宏觀調控的辯證統一關系。要把宏觀調控看作是一種常態，無論經濟運行趨冷、趨熱還是正常，都需要有宏觀調控，只是在不同的經濟運行環境下，宏觀調控的力度、方式和重點有所不同，那種把宏觀調控與行情經濟對立起來、指望過一段時間宏觀調控就結束了的看法，是錯誤的。
要通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這就要求我們徹底改變傳統的GDP政績觀。傳統GDP沒有全面反映經濟活動所付出的代價。如：水、礦產、石油等自然資源本身所具有的價值，過度開采資源、盲目破壞生態環境，因污染而導致環境保護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增加等，都計入GDP，夸大了GDP統計。要積極探索推行“綠色GDP"。綠色GDP的理論基礎是可持續的發展觀，其基本公式是：傳統GDP-資源環境損害+環保部門新創造的價值。將來要評價一個地區工作的成績，不僅要看經濟增長速度，更要看其他綜合性指標，如就業狀況、環境保護、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等方面情況。在將綠色GDP應用于統計工作有一定難度的情況下，可先行將綠色GDP作為一個重要評價指標，以衡量各地工作的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