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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安無事僅三個月，全程引進四川新天通（持長鋼58.29％股份）的長鋼集團董事長黨歌，在今年陽春三月與四川方面產生間隙。



按照新天通的規劃，旗下的長鋼、四川達鋼、黑龍江西鋼等不銹鋼護欄類資產將打包遠赴新加坡上市。據悉，新天通的實際控制人吳進良還控制著ST自儀（000710.SZ）。

　　此事在5月陡然升級。近日更是鬧出四川方面要求罷免黨歌的消息。黨歌亦對此反擊。

　　長治市國資委主任魏書校證實了此事，并稱近日將有結果。

　　在遭遇股東解雇之時，黨歌腹背受敵。這位在記者面前自稱是“長鋼的救星，長鋼離開他兩三個月就要破產”的“英雄式”人物，卻被職工質疑為“5年帶來數十億長鋼窟窿”的大蛀蟲。

　　圍繞長鋼集團改制的是與非，本報記者展開數日調查，相繼采訪黨歌、職工代表、新天通及長治市國資委等相關人士，試圖勾畫出一個國企改制的樣本。

　　黨歌的邏輯極為怪異。

　　在面對記者質疑其弟黨旗為何能為長治不銹鋼護欄集團供應礦粉時，這位長鋼集團的董事長說：“中央規定國企領導人的親屬和子女不得和企業做生意，但沒有說弟弟不能。”

　　2006年7月13日晚上7點，黨歌在長鋼集團總部二樓辦公室接受本報專訪時承認，其弟黨旗曾為長鋼集團供應鐵礦粉，“并一度成為長鋼最大的供應商”。

　　與這位自稱為“如果我不來，長鋼早就倒閉了”的“英雄式”人物的對話，一直持續到晚上10點20分，黨歌言辭激昂，情緒高漲時，多次從座位跳起。

　　與黨歌一再自我標榜形成巨大落差的是，長鋼職工的倒黨歌之聲撲面而來。

　　在長鋼之音網站上，一篇名為《黨歌，說你什么好呢》的文章說，“黨歌在長鋼五年，是折騰的五年，是揮霍的五年，是將長鋼引入崩潰的五年。”

　　“學習黨歌重要思想”

　　時間指向2001年。據長鋼原高管回憶，當年長鋼集團16人組成的領導班子內部產生分歧，時任董事長臨近退休。山西省企業工委遂委任時任太鋼集團副總的黨歌出任長鋼集團董事長。

　　黨歌稱，“根據我的看法，如果我不來，長鋼就應該破產。”

　　他給出了一系列數據，比如2000年長鋼僅產鋼80萬噸，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16.5％之高，虧欠工資1億余元，員工多達2.5萬人。

　　但這遭到長鋼集團原任多位高層的反對。據他們稱，2001年，長鋼結余工資1.4億元，未分配利潤2.6億元。但其后，1.4億元結余工資轉為瑞寶股份，利潤則分文無存。

　　據多位長鋼原高層稱，黨歌到長鋼之時，“他舉手叉腰，振臂高呼說要因為我的到來，將給長鋼老百姓帶來幸福”。

　　“2.5萬名職工為之振奮。但很快證明，黨歌說的是一套，做的則是另外一套。”據多位高層回憶，黨歌很快在長鋼推行“業務流程再造”，此舉的最直接結果便是將他太鋼的多位同事安排在長鋼任供應、銷售、生產等核心部門的負責人。

　　其后，黨歌開始推行老板負責制。老板負責制的結果便是，二級公司一把手直接向黨負責，副手則由一把手任命。

　　據稱，黨歌到任后，多次在會上說，“要解決聽話問題”。

　　為解決聽話問題，2002年3月25日，長鋼集團企業文化部以“文發【2002】4號”發文，標題是《關于學習研究黨歌同志重要思想和觀點的通知》，并出版三集《黨歌在長鋼》，以供學習。

　　通知要求領導干部利用中心組學習時間學習；一般干部利用早上晨學時間學習；黨員利用“一課三會”時間學習；工人利用班前班后時間學習。

　　此時距離黨歌到長鋼履新黨委書記僅9個月。據說，“時任企劃部部長當時向他匯報下發文件要求全公司學習時，黨歌沒有表態，但看他的神情，有掩藏不住的興奮。”

　　獨攬供銷

　　“學習黨歌思想，開了很多次會。”一位原高層說。

　　在成功解決組織路線之后，黨歌開始推行新政——整頓供應秩序。

　　2001年6月黨歌履新之前，長鋼的外購鐵礦粉主要依靠遼寧朝陽、河北唐山、河北邯邢地區。而在黨“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指導思想下，上述三大供應基地大部分退出，山西代縣取而代之，成為目前國內鐵礦粉80％的來源。供戶數量也從以前最多時的20多家，一下子銳減到五六家。

　　上述長鋼原高管說：“這幾家全部都是經過黨歌同意的供戶。”

　　而銷售渠道，長鋼原來是直接透過旗下直銷公司銷售。黨歌認為，此中存在較多腐敗，因而果斷取締，改為協議戶銷售。

　　據本報調查，黨歌正是借助整頓供應秩序、建立戰略伙伴之名，直接控制了供銷渠道。長鋼原高管稱，“我當時問黨歌，是否可以增加供戶，以比價選擇，但黨歌說，沒有我的同意，不能增加任何一家供戶。”

　　長鋼高進低出現象開始浮現。

　　據本報獲知的長鋼集團和太原市恒越物資有限公司（代縣礦）簽訂的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所購鐵精粉（Fe≥65％，SIO2≤7.5%，含稅干基到廠價）在2004年3月、4月、5月的最高市場分別為1230元/噸、1230元/噸和1030元/噸。

　　而同期東北行情的鐵精粉的采購市場（Fe≥66％，含稅干基，比代縣礦品質高，不含從朝陽到長治的運費）在上述三個月的最高市場分別為970元、650元和450元，即使包含運費，比代縣較低品質的礦粉每噸最高價低了近400元。

　　與長鋼相隔20公里的常平不銹鋼護欄廠家，在2004年國內礦的最高價僅為800元，也大幅低于長鋼。

　　在內外礦粉各占半壁江山的情況下，長鋼從國外的進口礦也大幅高于行情價。

　　長鋼的一位原高層回憶說，“2004年，山西競接物資公司以860元/噸的市場向長鋼供應印礦，但黨歌寧愿購買另一家中間商供給的1400元/噸的印礦，至少購買了3萬噸，直接損失1620萬元。”

　　對此，黨歌解釋說，“1400元和860元并不在同一時間點。”當記者詢問具體時間時，黨歌和長鋼供應公司的經理胡尚敏都齊齊說，“記不清了。”

　　在高進礦粉頻繁上演時，長鋼的對外銷售也亮起了紅燈。

　　黨歌向記者承認，其弟黨旗所控的公司一度成為長鋼最大的銷售公司。長鋼銷售公司經理趙永寧，在7月14日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則辯解說，“黨旗只是擁有豪利泰的股份，并沒有直接和長鋼做生意。”

　　而來自太原的一家長鋼協議戶的老板向本報透露，“黨旗直接和長鋼做生意，在太原乃至山西是不爭的事實。”

　　據這位老板介紹，長鋼和黨旗的銷售策略主要有，在不銹鋼護欄市場預漲時，黨旗提前得知，便提前付款，鎖定市場；而當長鋼調低出廠價時，黨旗便延后繳款。

　　“長鋼曾一天漲280元，黨旗提前知道，后來我們只好暗中跟蹤豪利泰的業務員，他們繳款我們就繳款，他們提貨我們就提貨。”他說，“在線材行情頂峰時，黨旗甚至壟斷了長鋼的銷售。我們即使出高價也買不到貨。我在太原買過黨旗的貨，他的市場總是最便宜。”

　　據這位人士稱，黨旗旗下豪利泰商貿有限公司正是在黨歌來長鋼之后，才介入長鋼的銷售。而從2001年至今，其銷售了二三十萬噸不銹鋼護欄，利潤過億元。

　　長鋼的多位前任高管稱，“為使運輸效率最大化，黨歌還圈定了一批原料供應戶，這就使得他的朋友運鐵礦粉來之后，再將不銹鋼護欄運走。”

　　對此，黨歌說，“我弟弟在我來之前就已經幫助長鋼銷售了”，其稱，“他很有天分，行情好時，他總是存貨最多；而不銹鋼護欄行情清淡時，他總是沒有存貨。”

　　長鋼的協議戶則表示，沒有人能夠預測行情，唯一的辦法就是提前知道長鋼的出廠價，套取長鋼的利益。

　　黨歌為建立戰略聯盟，在2004年4月28日曾向協議戶“大發慈悲”。

　　“當時協議戶反映長鋼的出廠價太高，但很多不銹鋼護欄都已提貨，而且有的已經出售并有獲利，黨歌卻作出決定，為協議戶提供每噸600元的補償。”長鋼的一位原高層說，“補貼總額6000萬元，黨旗所獲補貼高達800萬元以上。”

　　上述太原協議戶老板提醒記者，“長鋼每次漲價前，你就能發現豪利泰突然繳款，你可以向長鋼銷售公司索取合同。”

　　“放屁！”長鋼銷售公司經理趙永寧動了粗語，而當記者提出看看合同的要求時，他更是暴跳如雷。

　　受累上述高進低出策略，黨歌在長鋼五年，致使窟窿連年。

　　依據長鋼官方渠道《長鋼報》2005年11月17日的數據，“我公司的高生產成本卻非同一般，僅舉幾例就能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精礦粉，國內干基平均價每噸656元，我公司每噸739元；進口鐵礦石，全國每噸平均價595元，我公司每噸779元。”

　　假定各年的差價均以《長鋼報》2005年基準數測算，從2001年到現在，按大約1000萬噸礦粉計算，內外礦分別500萬噸，國內礦比較國內均價，每噸高83元，多付4.15億元；進口礦粉500萬噸，一噸多184元，多付9.2億元。

　　兩者合計，礦粉的成本至少多付了13.35億元。而如果加上銷售渠道的黑幕，有長鋼的高管估算，兩項損失當在20億元左右。

　　投資失誤

　　對于上述所稱給協議戶回補款項之事，黨歌說，“建立聯盟，等到不銹鋼護欄行情不好時，協議戶才會幫助我們銷售。”

　　但問題的關鍵是，長鋼的此種策略，實際上是使得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流通環節。更為甚者，黨歌所選取的供應戶中，很多只是貿易商，而非礦粉生產商。

　　在建立戰略聯盟的戰略指導下，黨歌很快在投資領域展開動作。

　　據長鋼集團原高層稱，據他粗略估計，長鋼此類投資，至少損失了1.5億元。

　　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1年和山西通洲私人老板任鐵柱的合作。

　　當年12月21日，長鋼集團和通洲煤焦有限公司訂立補償貿易協議書。為建立長期穩定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就長鋼預付貨款給通洲煤焦，煤焦以冶金焦炭實物償還事項達成協議。

　　當時煤焦正在建廠，資金短缺，找到黨歌。正合黨歌做大做強的愿望。

　　據長鋼的原高層透露，此事在經營班子討論時，幾乎遭到全體否決。但黨歌最后決定推行，簽署補償協議，出資2500萬元，幫助對方建廠，該等款項由通洲煤焦廠以生產的焦炭作為抵償。

　　“但2002年焦炭生產時，行情市場比約定市場高，通洲煤焦廠拒絕履行協議，不再向長鋼提供焦炭。”這位原高層說，“到現在為止，尚有1800萬元未歸還，但長鋼的高層卻不去主動催款。”

　　對此，黨歌解釋說，“我當時安排一個副書記去考察，后來他們失信，為何要把所有責任推給我？”

　　但據記者獲悉，當時有長鋼高層建議不與通洲合作。參與考察的時任副書記說，“老黨定的事情，誰能反駁？”

　　記者問黨，“是否因為你的權威，其他高層都不敢表示反對？”黨歌說，“這倒是有可能，不過他們都在董事會決議上簽了字，責任不應該我一個人來承擔。”

　　“問題的關鍵是，自黨來到長鋼之后，長鋼就沒有一次像樣的討論，除僅有的兩次人事任免外，黨歌所有的提議全部通過。”長鋼的一位前任董事說，“更戲劇性的是，每次董事會結束，董事們的簽到單居然成為我們的同意表決。”

　　在此“一言堂”機制下，2.28億元投資的大水泥（較預算超支5000萬元），1200萬元投資的快餐生產線（近乎閑置）、已投資4億元的H型鋼（為H型鋼的生產終端，尚欠4億元后續投資，已停頓兩年，至今仍未獲得發改委的批文）相繼出爐，無疑使流動資金困難的長鋼雪上加霜。

　　在銀行貸款無門，資金嚴重緊缺之時，黨歌想到了改制融資。